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革命军之军费尚无着落,故各地以没收大清银行财产、夺取其资金为军费来源。于是该行商股各股东,为谋救济之策,而组成商股联合会,积级咨商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并联络各商股*协议,最后达成决议：“决议以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并定为民国政府之中央银行。呈清政府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五日得其许可,设立大清银行清理处,以收前中央银行之残局,一面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以定民国中央银行之始基。“待大清银行清理完毕后,大清银行换成中国银行招牌。后来北洋政府亦为筹设中央银行拟定了《中国银行则例》30条,于1913年经参议会议决后正式改组为“中国银行”。
1917年,大楼建成后即迁入办公,当时大棂面临英租界围墙,人们进出须走侧门,直到1923年“模范区”建成,方被撤除。1922年,由于中国银行业务发展很快,为了便于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四个管辖区,每一区域行代总行管理该区域各分支机构。并指定汉口分行为第三区域行。并任命洪钟美为汉口分行行长,并兼任第三区域行总经理,管辖八省分支行：湖北、湖南、四川、陕西、河南、江西、山西、贵州等,共有31处之多。先后于1919年3月中国银行民国7年版汉口一元券发行100万元, 1920年3月发行100万、 1923年1月发行250万 、1924年7月发行50万、1925年12月发行150万 、1926年3月发行250万。
汉口中国银行发行鄂、湘、川、陜、豫五省钞票,武昌总商会因不明真相,特请全国商联会提出质问。兹据该行答复,所持理由大致如下：查此项钞票即汉口中国银行钞票,所以加列上项字样者,无非为醒目起见。盖敝行鉴于年来市局多故,内地各行,准备多则风险可虞,准备少者应付不敷,不得已内部改组,仿照美国银行,分区集中之制,劣事变更。择分行中之在通商巨埠比较安全者,定为区域行。其邻近各行发行之钞票之准备金,概须存入区域行,以昭妥慎。汉口为区域行之一,所有湘、川、陜、豫之中国银行,均系在汉行区域之内,该四行准备金均应集中汉口行,惟各该省地位腹地,平时运输现金,已极困难,遇有缓急,更苦难以调运,故由敝行统筹兼顾,拟定收回该四省原发之钞票,专用汉口钞票,在汉兑现,藉免长途运现之艰险,冀收货币流通之效益。又因该四省行用此项钞票,或因在汉兑换之故,致感不便,故又另订特别优待方,准其免费通汇。如作汇款,并可增加利息,以期商民称便,无碍推行。此项办法自民国六年湘行既已如此办理,迄今并无窒碍,此次不过加印五省通用字样,其实与发行汉口之钞票同一效用,毫无区别,绝无敝行完全负责,发行目的纯为便利商业,巩固基金,绝无他种作用,且该四省中行,领发钞票,汉行当然随时考查,必须有相当之准备,方始发给云。1922年《银行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
由此可见五省通用券始于1920年3月定印的100万,即A字轨。表面为商用其实背后有隐情。
查四川货币金融纪事。1923年9月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发行的5省通用兑换券,随北军入川带到重庆行使,商人因重庆汇水低落,且可由渝行兑现,也自行运到重庆流通。但成都中国银行在推行时,市面却拒绝使用。
查重庆金融。民国9年至18年,重庆中国银行停发兑换券,完全以现金营业。唯渝中行改为支行受中行汉口分行管辖后,后者发行的五省兑换券随北军入川,在渝行使,也有商人带来重庆流通的,由重庆中国银行兑现。
查1924年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军。当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所以北军并不是北伐军,而是北洋军。
1925年吴佩孚派兵强提汉口中行库款。此为“明抢”。
查中行与北伐军关系：中行对孙中山先报怀疑观望态度。经张嘉璈,冯耿光与王克敏商议,冯去广东实际观察,认为北伐胜利把握很大。应中行要求,到北伐开始时,电令出发各军,沿途加意保护中国银行,表示相互友好之意。从此开始了中行与国民革命军之间的友好往来。
北伐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5年两次东征。1926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中行支持北伐。中行原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是北佬银行。对北伐军的垫资,北京的董监事们有看法。武汉垫款147万。1926年8月和11月汉口中行2次挤兑。此挤兑其实是北伐军汉口前,商民恐慌。也是中行由北洋政府向国民政府的过渡。
此券原为北洋军后为北伐军使用。此中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此,通过以上推断与分析此枚加盖5省通用票;笔者认为此币其本身发行量就很少,其中少部分能进入四川境内流通的都是北军和商人带入川的,而且在当时川内和重庆完全以现金营业,它仅在重庆中国银行兑现。说明5省通用兑换券使用的人在川内相当少,此枚兑换券能存世于四川境内是弥足的珍贵,此币为四川民国时期金融货币的发展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