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实百全  图：蜀都金融钱币鉴赏馆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为横式石印钱票,印刷质量并不精美,显然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关。此小单张钱票正面为黑色长方形,纸币底色为黄色,边框外为白色。黄色为帝王专用之色,此军用小票选用黄色,寓意十分明显。边框中部的中心图案为十八星徽,应与起义时打出的十八星旗同出一辙。星徽三角处为红色,与辛亥革命铁血精神一致。十八星星徽中央印有面额“当十铜圆拾枚”即相当于制钱100文。

中心图案之上印有钱票名称“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其下印有一排小字“十张兑铜元壹百枚或台票壹张”;中心图案右侧有“第”、“号”二字,未有编号数字;中心图案左侧为钱票的发行时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1911年）及“月”、“日”,日期亦未填写,说明该钱票尚未发行。钱票背面文字与图案边框为褐棕色,背面底色也为黄色。边框内印有发行告示：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军兴以来,士兵费用浩大,铜元既难於携带,官票又不便零用,殊於货币流通不无滞碍。为此,本都督特发行军用小票,与官票铜元相辅而行,一俟军事停息,随时收回。凡我中华民国军民人等,一律通行。如有阻滞情形,一经查出,定即从严惩办。其各懔遵勿违,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示。”

在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召集湖北咨议局开会,迫使黎元洪为都督,正式成立湖北军政府,下设参谋、军务、政务、外交四部。同时发布安民布告,黎恐负叛清之责,坚决不在安民告示上签名。经人劝解,由革命党人李翊东代签,书写一个“黎”字,将布告发签。这一情节,与军用小票布告上的签名一致。

紧接着,11日起义军攻占汉阳,12日汉口光复。湖北军政府立即通电全国,宣布武汉三镇光复,并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因黎元洪不肯任事,建立军政府时只好由参谋、军务二部革命党人裁决军政大计,发布了将湖北军政府设于原咨议局衙门、改称中国国号为“中华民国”、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决议,并以都督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响应。军用小票上的黄帝纪元年与十八星徽均与此决议有关。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极为恐慌,迅速组织兵力反扑。汉口保卫战（又称“阳夏战争”）打响,清军气急败坏,火烧汉口达三天三夜,十里长街皆成焦土。军用小票背面告示中称：“军兴以来,士兵费用浩大。”显然军政府发行军用小票是为了补军费之不足,当与此战事有关。

1911年11月9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权员前来武昌组织全国统一政府;13日,沪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要求各省迅速派代表赴沪,建立中央临时政府;15日,各省军政府代表在上海集会;21日,上海与会者致电黎元洪、黄兴,承认鄂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11月30日,14省赴湖北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集会,议决重申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的名义执行中央政府,并通告各省。这标志着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正式成立。

军用小票的发行者是中央军政府,发行时间应在中央军政府成立之后。这就是说,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是在1911年11月21日上海与会者承认鄂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或30日中央军政府成立之后,才印制发行的。由于湖北地区战争的进行与政府的更迭,旧的货币失去信用,武汉地区发生了挤兑银元和铜钱现象,造成银根紧迫,市面恐慌。为了稳定金融,安定物价,军政府发出通告：旧币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挤兑。后又接受武昌商会的请求,设商界兑换处,限一人一日兑换制钱一串,银元壹圆,并拨铜元10万,交汉口商会接济市面,遂使市面渐趋稳定。

此时,军政府又考虑发行军用小票,不仅可解决军费问题,还是一种稳定市面的办法。

1911年12月4日,在湖北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改设南京,并将会议移往南京召开。12月12日,14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12月29日,17省代表会议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建临时参议院,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国新政府的成立;3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兼湖北都督。

南京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后,取代了湖北武昌前中央军政府,因此,1912年1月1日就成为“中华民国”中央军城府军用小票发行时间的截止日。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的发行时间应在1911年11月30日到1912年1月1日这一个月之内。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是否发行,没有史料记载。笔者的看法是,该军用小票具备诸多未发行货币特征;

首先,未填写行编号和发行年月。此前仅见的蔡先生军用小票,发行编号和发行年月均没有填写;而此枚军用小票亦是如此。

其次,未签盖官印。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重要钱币,其上还有军政府布告,该票重要性可想而知。对于这类纸币,若要发行,必须加盖“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之官印,且一般来说应盖在钱票背面布告处。甚至还应有都督印章或主管发行官员的印章。然而,在发现的军用小票上,这一切印章均没签盖。

同时,到目前为止,未曾发现一张流通使用的填写编号、年月及加盖公章军用小票,因而有理由相信该军用小票还处于印刷品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发行。

至于未能发行的原因,笔者还是对其可能原因作出一些分析：

其一,时间仓促,来不及发行

如前所述,军用小票的发行应在1911年11月30日中央军政府成立之后。在诸多历史文献中,未见决定发行军用小票的任何会议记录或记载,说明该票的决定发行十分仓促,很可能是中央军政府领导人临时决定的。

此外,票面设计方案的研究、讨论、确定、选择印刷厂家,石印版的制作,乃至印刷成功,均需要时间。如果因为战事的影响未能及时研究发行问题,或者决定发行的时间较晚,那么就很有可能在军用小票印成之后,因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而停发。比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新的中央政府亦已成立,该票就不能以“中央军政府”的名义发行,从而失去了发行的最佳时机。

若考虑到1911年12月4日“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改设南京”后,湖北军政府实际上已失去作为中央军政府的实际地位,那么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的实际合法发行时间仅有10多天。

从1912年2月18日黎元洪关于筹议统一币制给中央财政部的咨文中可以看出,黎一直认为“统一币制,事关重要”。一旦中央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决不会再发行原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之类的货币。

由当时种种情况分析,时间仓促来不及发行的可能性十分之大。

其二,军用小票图案及印刷技术过于简陋,容易伪造,不利于该票的发行。

军用小票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钱币,其图案和印刷质量过于简陋,几乎未采用其它当时常用的防伪措施,因而容易伪造,发行之后,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例如,同时期四川军政府发行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与此军用小票在图案简复程度及印制技术方面均十分相似。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发行之后不久,就有大量伪票出现,成为之后兑现时的重大难题。

清末时,湖北地区的印刷技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汉口和上海市当时国内南方印刷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也是印制钱票包括民间钱票的两个集中地区,设备先进,技术高超,人材济济。那里印制的各类钱票,图案复杂,制作精美,彩色绚丽,防伪技术亦是多种多样。而军用小票的印刷水平过于低下,仅相当于当时湖北乡镇级别印刷厂家简陋设备印制的水平,与当时湖北地区市面流通的钱票比较差别太大,也与湖北武汉地区高度发达的印刷业现状极不协调。对于这种简陋类型的钱票,如果在湖北市面发行流通的话,必然会遭到诸多人士尤其是专业金融人士的非议或反对。也许,军用小票的过于简陋也成为其未能发行的另一种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曾发行了各种钱币,而这种具有明显历史时代特征的钱币,更是受到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青睐,目前已成为了泉友争相选购与收藏的热门品种。然而多年来,其中能见证辛亥革命成功佐证的中央军政府发行的纸币;仅见浙江蔡小军先生收藏的一张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该币因此名震泉界;也为辛亥革命币的收藏带来了遗憾。令人振奋的是在辛亥革命95周年前夕,湖北崇阳县农村突然发现多张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其中一枚此纸币在当年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行的2006年秋季拍卖会上以11万元人民币成交;而且在前不久北京嘉德拍卖公司2009春季拍卖会-丁张弓良收藏中国军用钞票专场成交率百分之百;一直以来成都蜀都金融钱币鉴赏馆通过多年的寻找,终于从一位台湾收藏家手里得到了这一张见证辛亥革命成功的纸币;这一张纸币现在静静的珍藏于鉴赏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