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成都民间铜钱牌

        编辑：余洋  撰文/李可  李亮   图片/蜀都金融钱币鉴赏馆

 

成都民间铜钱牌是指近代成都地区民间用铜质薄片打制而成的代用币。铜钱牌造型多样、内容丰富、制作精美,多以“文”计值,担当了当时的辅币职能,极具地方特色。这类代用币,存世量稀少,实为珍贵,是研究近代成都地区代用币起源和发展的重要物证,它在四川钱币学、社会学和近代历史方面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成都民间铜钱牌其实是当时军阀混战的产物。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军阀在二十余年中打了大小四百余次战争,在战争中北洋军阀操纵的中央政府也丧失了对四川地方的控制能力。据《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所载：“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各据防区,设行发钞,货币金融的紊乱为全国之首”。在民国十年（1921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期间,由于战争不断,军阀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为筹措巨额军费,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刘湘、刘成勋、邓锡侯等先后把持成都造币厂,曾大量铸造当百文、当二百文大铜元或“小一百”、“小二百”文铜元,停铸小面额辅币,造成市场零星找补钱匮乏,形成人为钱荒。城乡居民和商家无不怨声载道,当时舆论称“今日之四川尽是二百文铜元的天下”、“当二百害死人了”。随着“小二百”文铜元在成都地区的通行,并在四川省内泛滥,二百文铜元成了当时四川各地面值最小的货币单位,使用极不方便。开初,有民众将二百文铜元劈成两半或四块,权当一百文、五十文辅币使用。即便如此,也难解小面额辅币的奇缺。于是成都各地各行业开始出现私铸欠钱五文、欠钱十文（当十）、欠钱二十文、欠钱三十文、欠钱五十文的铜钱牌,以资零星找补之用或用于再次消费的信用凭证,这时的铜钱牌担当了辅币职能。此后成都周边地区如简阳、眉山、大邑、金堂等地也相继出现了民间铜钱牌。据现住成都市东城根上街,已91岁的王老先生回忆,年少时曾随父亲一起去少城公园(今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永聚和同春茶楼喝茶,他看到父亲喝完茶后用一枚小200文铜钱付款,老板便找给父亲几枚铜钱牌,下次再去喝茶时,付上铜钱牌即可。

 

成都民间铜钱牌,均以文计值,这与四川铅质、骨质等代用币的计值特点是一致的。但其也有独特的地方如形状各异,有方形、长方形、园形、椭圆形等。从文字、图饰、打制风格上看,多数为同一家铜牌坊制作。从币面所载商店、铺号、公园、街名等具体上看,表现为专用性强,具有多种形式的流通领域：有的为商家独家使用,有的在一个行业中通用,有的在一条街上行通,有的在一个县上流通使用。从“欠钱十文”、“欠钱二十文”、“欠钱五十文”等币面表现形式上看,具有固定的“欠据”功能,为当时钱币的流通使用带来了方便快捷,同时也是商家信用的名片。一些铜钱牌兼具官方和民间的构图元素,如“双龙池欠钱伍拾文”铜钱牌上就出现了龙纹和“刘”姓并存现象,又如“万安场守成旅馆欠钱二十” 铜钱牌上出现民国开国国旗图饰,打上了当时的政治烙印。

 

铜钱牌涉及范围和行业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餐馆、旅店、百货、茶馆、工厂甚至一些声色场所。铜钱牌上所记录的街道、商号,不少还有迹可寻,这无疑会勾起老成都人许多沉睡的记忆。而其中以茶馆茶社的铜钱牌数量最多,形式也最丰富,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时局动荡生活窘困,但成都人以喝茶来聚会聊天的生活习惯和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却未曾改变。

 

据专家考证,成都民间铜钱牌产生于民国十五年以后,特别是川铸小二百文铜元泛滥时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民国政府宣布法币政策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政府发行伍分、拾分、贰拾分镍制和半分、壹分铜制两套辅币后,以文计值的包括成都民间铜钱牌在内的四川代用币,便失去流通功能,退出流通领域,成为历史。而老成都的铜钱牌在今天,就成为了一种颇具意趣的收藏品。

  

[- 实百全编辑过文章,编辑时间为2008-11-14 13: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