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陈

川边溯源,应由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始,以川西南、康藏以及与滇西北交界为域。民国初,又设川边特别区镇守使,领雅属、宁属、康属三地,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理、人文结构。

四川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二十多年间,牛毛般的大小军阀如同雨后毒蘑一茬接一茬地滋长,他们割据自封,横征暴敛,使得天府之地民生凋蔽,四川锦绣不在。

20年代中期,先驻防川边地区的西康屯垦使军阀刘功勋被国民政府第24军后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纳入势力范围。民国14年（1925）12月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联军在成都成功地驱赶杨森后,立马召开了分赃的“四川善后会议”。由“水晶猴子”邓锡候独占成都造币厂,刘文辉仅仅分得一兵工分厂,心中便着实不爽。于是,“多宝道人”刘总指挥便东拼西凑在自己的防区内悄悄设厂,鼓铸起成色低劣的五角银币和铜元。

四川铜元自民国后以质次额虚而闻名全国,由大小军阀所盗铸滥铸的大二百、小二百铜元更是紊乱杂劣,因此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犹如野马脱缰一样。

刘文辉一干人等深知,若再铸旧式川版铜元无疑是饮鸩止渴,搞不好又得出现当年军阀杨森用枪逼着商民使用的尴尬现象。川边地区经济本就原始且人口稀少,所铸的货币必须得被商民认可接受方能流通行用,进而才可润滑经济。

根据民国四川军阀主客军“就防划饷”的丛林原则,在全川多达80余家铸币机构的超混乱背景中,这种在民国15年（1926）民国19年（1930）由川边防区所铸集目标、政策、流通、伪装于一身的特殊铜元便粉墨登场了

表面打着“平易物价,控制通胀,改良币制”的幌子,实际上就是变相增发货币,疯狂地掠夺民众资产。

“边铸100文”铜元完全正统地在币正面继承了川铭嘉禾官版图案,上沿书年份“中华民国15年”或“中华民国19年”,下沿书币值“每枚当一百文”。唯一区别于其他铜元的是它标明了产地“边铸”。币背面独辟蹊径地用篆文铭写出了“生活过高地方请求铸此平价”这样符合民情省情边情的口号。真可谓是“匠心独俱”中寓意深刻,正大光明里暗挟私货。

普通铜元的使用者绝大部分都是市井贩夫、桑妇农人,在文化本已荒漠的川边地区居然用上了十二字篆书来昭示军阀政府的诉求与改革,这恐怕真的就是真实的谎言了…….

过去坊间有人疑此币是川边商会或是一些社团组织所为,认真观察这种铜元的币材、型制、工艺后,疑问则可完全消除。只有管理严格、专事铸造、流程清晰的专业机构方能完成此币的炮制,而当时只有刘自乾军长的川边造币厂才具备这样资格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