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赵 图/施钦 杜洪波

以周元为名义的钱,在花钱中独树一帜,大致有小平样钱与折十样钱两类。小平钱系列中,早期的一些,年份可达五代,年份大的,大多一面是周元通宝字样,一面是一人持剑降龙,也有明清的,周元罗汗（汉）之类。还有一种类红铜钱,正面为周元通宝,背面是一人持剑,作击蛇状,蛇行其下,近人有人考订为日本钱。另有折十样的周元通宝,多数背龙凤,为民国铸造。

    大家争议得比较多的,是小周元的主题,其中有不少是以降龙、斩蛇为偏好的主题。以前有花钱书解释为周处斩蛟,网络上还有说是刘邦斩蛇的,单就孤立的图形而争议,都是可能的。不过,从考订的方法论上说,还是要先还原到当时的生活观念与流行偏好中去观察为好。

    五代宋元时期,在各类流行图形中,为什么会频频出现波涛汹涌中怪兽恒生,而人立岸边祈祷的题材呢（见驮经钱阐述）？究其实在,乃在于宋元时期,虽然海运河运设备超越前人,但是在大海中,依然凶险未卜。宋代诗人杨万里《瓜州遇风》诗曾记其险曰：“涛头抛船人半空,船从空中落水中”。又曰：“岸人惊呼船欲起,舟人叫绝船复出。”有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邻近长江的镇江,仅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便溺船五百余艘,而死者则为溺船数的十倍以上。所以身为行人、商贾,凡是趁海远行,无不充满无奈,一定有非去不可的理由或图风险背后的暴利,而一旦成行,蹈此凶死之地,又无不祈祷盼望神灵保佑,这是人之常情。就算明代的技术更先进,三宝太监的皇家航船还是得信奉妈祖,祈求航海平安。

除被风涛溺死外,还有被强盗杀死的：绍兴五年五月,秉义郎靖州东路巡检宋正国任满,乘桃源县船户客舟东归,经汉阳白湖时,一家十二口皆惨遭强盗所害。有鉴于此,宋人纷纷发出了行路难的感叹。那么,钱币上、铜镜上这些主题,就完全有可能顺应了当时生活的需求,而充分发挥易携、可挂、日常用品的特征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上佳的航海、或水陆远行范畴的护身符,也在逻辑之中。所以,以当时对宗教的相对虔诚的态度与远未安全的装备,人在自然面前依然是敬畏和渺小的。如果这个推演成立,那么同理,其他面对自然险峻状态的如进山遇毒蛇、猛兽、山岚瘴气,路途遇劫,生病等,都是远行常见的、最担忧而又无法克服控制的情景,需要动用宗教祈愿的超自然力量加以解决。

    所以,相应的,宗教作出了“合理的解答”,比如唐宋广泛流行的《妙法莲华经》中就提供了完备的对应解决之道,提供了统一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经中一面罗列了一般人生活外出中遇见的所有全套的灾难,一面又展示“他有万难,我则一法”的对策,就是最简单的口诵“观音菩萨”尊号。可见,宗教敏锐地把握住了普通凡人生活中的种种不能对抗的情形,而加以包揽,指出,只要精神上严肃皈依,形式上简便口诵,就能得到宗教的庇护力,就能免灾,就能遇难呈祥。自然,从宗教角度看,降低门槛,让教徒人人都能便捷地低成本易操作、付出最有限的代价而即能享受宗教的庇护与最大成果（西方极乐等）,是中国式宗教改革的推力,有利于净土宗的广泛传播。印光法师的宗教地位,都与此有涉,此处不表。那么,相应的,这种宗教由于国家的推广、上层精英的力捧、实力阶层的维护,国家引导全社会,使宗教行为成为社会生活之常态要素。那么,反映在各种载体上,也是自然之事。钱币上的斩蛇也好、斩龙也罢,如果不孤立地看待,而是放诸彼时社会精神生活的真实逻辑来参祥,把这些同时期的钱币系统地、整体地观察,也许就能获得一些新的感悟,虽然远远不是结论。历史永远是今人的以为,不过,我们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以为”。

反观对周元系列花钱图形的探讨,就包含有这种要素的倾向,斩龙的图形,可能就是“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的内涵反映。周元斩蛇的图形,则可能对应的是“蚖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的内涵反映,而未必是大家以为的刘邦斩蛇。因为周元通宝在历史民俗中本就说是因毁佛而铸,周元通宝本与佛家主题紧密相关。仔细看五代周元斩蛟钱,右边之人足下都踩莲花,可见正是佛教题材。后世以周元作为佛佑钱,理应不谬,而且压胜钱币由于挂孔的原因,与随身佩带,护身意义的关联特别密切。应该值得特别关注此方面的含义。这例子也说明,花钱的收藏研究,不仅需要进行知识与知识逻辑的推演阐发,也需要进行文化价值的判断与时空还原。同时期的其它花钱、铜镜、壁画中,多见显示波涛汹涌、水兽横行、行舟其中的情形。含义是一致的。

[- 实百全编辑过文章,编辑时间为2009-3-26 9:47:41 -]